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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时期以夷制夷的外交政策, 以及华夷之辨时期

日期:2019-08-16 来源: 评论:

[摘要]中国传统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儒家的王道以“仁”“礼”为其内容与形式。它反对强制,主张一种平等的应对关系,以此作为纲常伦理道德的支撑机制。它反映在内政上是“德政”,反映在外交上,就是怀柔主义、和平主义,其具体举措则是羁縻,以物驭夷,朝贡贸易等...……

中国传统的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儒家的王道以“仁”“礼”为其内容与形式。它反对强制,主张一种平等的应对关系,以此作为纲常伦理道德的支撑机制。它反映在内政上是“德政”,反映在外交上,就是怀柔主义、和平主义,其具体举措则是羁縻,以物驭夷,朝贡贸易等。

中国传统外交方式的形成也是基于这样一种前提:中国远古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是在与世界其他主要文明源地基本隔绝的状态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以黄河中下游为中心,率先出现发达的农耕文明,与周边地区的游牧、渔猎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辽阔的东亚地区,没有哪一种文明堪与其媲美,这种情形自然会使历代统治者无比坚定地认为,中国乃世界文化及地理之中心,甚至中国就是世界。相对于中原华夏文明而言,周边的游牧采猎民族,则统统被视为东夷、南蛮、北狄、西戎等所谓“四夷”,以区别于文化高度发展之“诸夏”“诸华”。对于“夷”,中国有责任给予提携,“以德柔远方”“恩泽四夷”。

秦汉以来中国的扩张运动,将许多“夷”纳入到帝国内部,使它们完成了汉化、“华化”的过程。对于那些朝廷势力未能加强的地区,中国则用羁縻的办法,赐给他们粮食等生活必需品,借以笼络他们。为了防止他们势力变得强大,政府也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分别假以名号,使他们互相牵制,这可以说是国际关系中“均势”原则的萌芽。到了后期便形成了华夷之辨。

华夷之辨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儒家士大夫没有认识到不同特质、不同发展程度的文明的存在,在他们的眼中,只有文明和野蛮两种类型,非此即彼。自然,他们所生存、所熟知的儒教的中国,被他们看作是文明的象征,而其他文明下的所谓“夷”族,则被认为是不懂文明、不行仁义、不遵圣化的野蛮人。华夷之辨起于孔子,他在赞扬管仲保卫中华文明使之免受夷狄侵害时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到了理学宗师朱熹的手上,夷狄则更被看作是与牲畜同列,在他创立的五级体系中,“蛮”(夷)列于“汉”与“畜”之间,其顺序为汉、蛮、畜、植、矿。明末清初的思想家王夫之则公然提出“华夷大防”,其曰:天下之大防二:华夷之防,君子和小人之防。并直言夷狄为禽兽,“欺之而不为不信,杀之而不为不仁,夺之而不为不义者也”当然,这包含有他对清王朝的切齿痛恨,并没有影响他对两种文化演进程度关系的探讨,这是值得注意的。

中国关于蛮夷的这种观念,大概源于中国与其北方诸游牧民族的长期冲突。落后民族的入侵不亚于是一场文明的浩劫,这在汉族人民的心里是挥之不去的阴影。自周朝以来,北方民族就成为困扰中原政权的一个难题,但至少在唐以前的大部分时间,汉族政权遇强则可以征剿,遇弱则可以羁縻,到了宋代以后,辽金起于夷狄,将中国一分为二,不久蒙古贵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对汉族文明进行了一次彻底的破坏。明朝对旧秩序进行重建以后,清王朝又崛起于东北。

明清之际,是华夷之辨非常激烈的时期。许多汉族士大夫以此作为反清的旗帜,如前述之王夫之。清王朝的统治者一面发动大规模的文字狱,试图进行思想控制,消灭汉人对满人的公开抵触,一面以继承者自命,对中原文化采取继承态度,重新抬出朱熹的正统学说,把它当作一种中国皇帝拥有帝国主权和文化等级制度的指导思想,借以使清政权合法化。与此同时,清朝统治者力图在华族内为自己寻找一个位置。如雍正曾利用曾静投书案,发布《大义觉迷录》,对华夷之别进行重新阐述。在对待少数民族与外国的关系上,清朝也往往以华族自居,称他们为“夷”。

此时,华族的外延扩大了,不仅包括汉族,还包括居于统治地位的满族,这对于一个涵盖广泛的中华民族的确认与表述是可喜的进步。这也是满清朝统治者与元朝统治者在见地智慧与思想境界上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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